当我写回忆录时，

出版人感到非常困惑。

我的故事究竟是讲了一个童年是身为难民的经历。

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高科技软件公司。

上市后雇员发展到超过8500--的女强人。

还是身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，

还是慷慨奉献大量财产的慈善家？

好吧，事实上，这些全都是我。

那么，就让我来给你们讲述我的故事吧。

一切都从我坐上一列前往维也纳的火车开始。

这列火车是Kindertransport营救行动的一部分，从纳粹手中拯救了近万名犹太儿童。

当时5岁的我，紧紧抓着9岁姐姐的手。

对发生的事茫然无知。

“英国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去那？”

我能活下来，完全是因为很久很久之前，热心的陌生人帮助了我。

我很幸运。更幸运的是，后来我跟亲生父母重聚了。

但不幸的是，后来就再也没有相聚过。

但是，自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起，这70年间，

我做过的事情之多，远远超乎所想。

我爱英国，这个接纳我的国家。

这些热爱，或许只有那些丧失过人权的人，才可以感受到。

我决定要度过有意义的一生，不能辜负救下我性命的人。

而后，我确实做到了。

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。

为了对抗当时的性别歧视问题，作为英国软件业行第一批企业家之一，我创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。

这同时也是一家只有女雇员，只为女性提供机会的，早期社会企业。

人们对此嗤之以鼻，因为在那时。

软件是随硬件免费赠送的。

没人会掏钱买软件，当然也不会从女人手里买。

尽管那时的女性读过大学，有了像样的文凭。

她们的职业道路上，依然充满了无形的壁障。

我为冲破这些壁障，不断努力。

我想为职场女性创造机会。

我招募那些拥有优秀职业技能却在婚后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。

还为那些准备生第一个孩子的女性，提供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。

我们引领了“让暂离工作岗位的女性重返职场的理念”

我们是倡导各种新颖而灵活的商业模式的先锋：

股票分红，利润分红，还有共同所有权——

我把公司股权的四分之一交给员工。

而这只减少了我个人的一些收入而已。

多年以来，我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女性。

在那个年代，我无法进行证券交易。

我不能开公交或驾驶飞机。

而且，没有我丈夫的批准，我是不能开通银行账户的。

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，要为工作的权利，和薪酬平等的权利而抗争。

没有人会对职场或社会中的女性有什么真正的期望。

因为那时对女性所有的期望就是，承担家庭责任，操持家务。

我实在无法接受。

所以我向这个社会习俗发起挑战。

我甚至还在发展业务的信件上，把名字由“斯蒂芬妮”改为“史蒂夫”。

以便于在别人看出“他”其实是“她”之前，敲开投资者的门，

我的公司叫FreelanceProgrammers(自由职业程序员),顾名思义。

不能再寒酸了：创立于餐桌,

注册资金仅相当于今天的100美金。

这些资金其实是来自我的劳动报酬，和用房屋抵押借来的钱。

我的兴趣是科学技术，可惜市场是商业化的。

人们更关注工资单之类的东西，尽管我觉得那很无聊。

因此我不得不在研发工作上做出让步。

放弃那些吸引我的，充满智慧的挑战性课题。

转而寻求客户所看到的商业价值：

如货车时刻表，公交车时间编排，股票控制，许多许多的股票控制。

最后，订单终于来了。

我以固定的产品定价来掩盖公司设立在家中，员工都是兼职的这些事实。

这样的做法在行业内也少见先例。

有谁能想到协和超音速飞机上，进行飞行记录的黑匣子程序。

是出自一群在家中兼职的女性呢？

支撑我们完成这些的，只有一个简单的理念，“相信员工”，以及一台普通的电话机。

我们甚至还问前来申请工作的人，“你家里有电话吗？”

我们早期的一个项目是开发一个管理控制协议的软件标准。

“软件”曾是，现也依然是极易失控，令人抓狂的东西。

因此我们的那个项目价值连城，我们自己也采用了这套标准。

持续多年对其进行有偿更新，最终，他被北约采用，作为标准。

我们的程序员——记住，只有女性，

包括同性恋和变性者。

用铅笔在纸上画下那一幅幅流程图，定义每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。

然后她们写代码，通常是写机器代码。

偶尔写二进制代码。

这些代码通过邮件，被寄到数据中心。

打在纸带或卡片上，（那时的程序是通过在纸带上的孔来让计算机来读取的）。

反复打孔，确保无误。

这一切都是远在近代电脑出现前的做法。

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早期编程方式。

1975年，公司创立后的第13年，

英国通过了平等就业法规，只雇佣女性的做法成了违法的政策。

因此，始料未及地，我们的“女性公司”不得不让男人进来了。

当我创立我的女性公司时，

男人们说，“真有趣呀，它之所以没倒闭，只是因为公司太小了。”

后来，公司规模扩大了，他们说：“没错，规模是大了。”

但没有什么战略利益。

再后来，当这个公司估值超过三十亿美金时，

我们让70名员工变成了百万富翁，

他们好像是这么说的：“干得好，史蒂夫！”

你始终可以从头型来分辨出那些有野心的女人：

她们的头顶很平，那是用来屈尊俯就让别人拍打的。

而且我们还有足够大的脚，足以走出厨房那一小块空间。

我来跟你们分享两个成功的秘密：

让自己周围都是精英，和自己喜欢的人：

然后谨慎，再谨慎地，挑选自己的搭档。

因为有一天，当我说，“我的丈夫已入天堂，成为了天使。”

一个女人抱怨到——“你真幸运”。她说，“我的丈夫还活着。”

如果成功很容易，那我们都早成百万富翁了。

但对我而言，我的成功是伴随着家庭的“创伤”的，甚至是“危机”。

我老来得子。Giles,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一个美丽的，令人心满意足的孩子。

后来，两岁半的时候，

就像童话故事里被仙女偷换了一样，

他不再言语，

变成了焦躁，不听话的小孩。

不是普通两岁小孩的那种，“糟糕状态”，

而是严重的自闭症，他再也没张口说过话。

Giles是我为自闭症患者开创的第一所慈善机构的第一位入住者。

后来，我前所未有的创立了专为自闭症儿童设立的特殊学校，以及医学研究慈善机构，也是专为自闭症患者设立的。

因为每当我发现现有服务的不足，我就尽自己的力量去填补。

我喜欢做新鲜的事，让创新成为现实。

最近我刚为自闭症患者建立了三年智囊团服务。

我的部分财富回馈到了我获取财富的行业，

我还建立了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和其他的一些IT企业。

牛津互联网研究院不仅仅关注技术，

也关注互联网的社会、经济、法律、和道德问题。

Giles在17年前突然去世了。

我已经学会了没有他在身边，

学会了生活在没有他需要的世界里。

现在我的精力都放在了慈善事业上。

走在路上我不必担心迷路，

因为许多慈善机构都能快速的找到我。

有一个创业的点子是一回事，

但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，

让这个点子变成现实是很难的，

这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，坚定的信念和决心，

还有承担家庭问题的风险的勇气；

还得每天24小时，一周7天的扑在自己痴迷的事业上。

没错，我就是个工作狂。

我相信，当我们以谦逊的心态做正确的事时，就能发现工作的美。

“工作”不是那种“我明明有别的更好的事可以做，却不得不做”的事。

生活需要向前看，

我的这些经历教给了我什么？

我学到了：明天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，当然也不可能像昨天那样。

这让我能够适应一切变化，

最终，切实的拥抱变化，

尽管别人告诉过我，我是个不知满足的人。

非常感谢你们。

(掌声)